韩非的法治思想，与“道”相结合，从而使君王实现至安之世

通过对韩非立法、执法、守法观念的考察，对韩非法治思想内容中的道、理关系，德、法关系，术、势与法关系，公、私关系进行考察。

道、理关系

韩非在构建法治思想的过程中，纳入了“道”的范畴。“道”作为世间万物的主宰为韩非之“法”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依据。

在韩非之前的先秦诸子典籍当中，涉及“道”与“理”关系的文献主要有《管子》四篇与《黄帝四经》。据王威威归纳，认为其中“道”与“理”的关系大致分为三种：

一、“道”与“理”意义相同；

二、在“道”与“理”相对使用之时，“道”指高层次事物的规律，“理”指相对低层次事物的规律；

“理”是“道”在具体事物中的体现。

这些方圆、长短等就是事物的性质即“理”，我们正是依靠这些事物的性质从而认识事物。韩非讲“万物各异理而道尽”，实际上便说明虽然事物的形态、性质、发展规律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依然属于“道”的规律的体现。

“道”的运动不遵循任何具体事物的发展规律，而是遵循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因而“道”具有恒常性，其“无攸易，无定理”，而“理”作为事物的具体规律，事物“有死生，有盛衰”，因而“理”不是恒常的。

通过韩非对老子之“道”的阐述，可以看到韩非对老子之“道”的阐发将重点落在道用上，过于强调“道”的普遍规律之义，而忽视对道的本体义的阐发。

这也说明了相对于老子而言，韩非思想更倾向于将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理”的贯通，即将“道”具体应用于君王治国当中。

“理”作为事物发展的具体规律，在韩非看来，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体现的“理”即为“法”。“理”与“法”一样都不具有“道”的恒常性，韩非讲：“道者，下周于事，因稽而命，与时生死。”

这就是说“道”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它根据具体事物的考核而给予事物不同的名字（这实际上便是“理”的体现），具体事物则依据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和灭亡。

这里韩非提出了“时”的范畴，就是说“理”的变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即“理”随着“时”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韩非之“法”具有一致性，他讲“法与时转则治”也是讲了法律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因而可以说，所谓“道”与“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道”与“法”的关系等同。

“法”虽然只是“理”在社会治理层面上的体现，但是从韩非思想的特征以及“法”在其思想中的地位来看，韩非对“理”的阐述实际上便是为了引出“法”的概念，从而实现形而上的“道”与社会治理层面上的“法”的贯通。

“道”作为世间万事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法”则是人为的，那么作为人为的“法”如何才能符合普遍规律的“道”？依据韩非所讲：“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

实际上也可以说在韩非看来，坚持其所倡导“以法治国”便是掌握了“道”“理”。根据上文所讲，在韩非看来，立法权属于君主，对于君主的要求，韩非从现实出发，认为之所以要实行“法治”是因为现实中的君王大都只具有“中君之资”。

但是在《韩非子》文本中的《佚文》、《守道》等篇章中都有“圣人（王）立法”之句。

虽然韩非子没有明确说明，但其中暗含着只有圣人（王）才有资格立法的意味，那么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仅仅具有中君之资的君王是否具备立法的资格？关于立法权的问题，《韩非子》文本中实际上存在圣人（王）与君王立法两种说法，按照“君王立法”的说法，具备中君之资的君王是有资格立法的，很明显在韩非的语境当中圣王与君王并不能直接等同。

之所以会出现两种说法，应是韩非受到黄老道家思想的缘故，如其所讲的“圣王立法”很明显是受到了黄老道家的影响，但是黄老道家并没有解决现实中的君王中并不必然是“执道者”的问题，因而韩非又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出发认为提出具备中君之资的君王便可以推行“法治”实现国家富强。

这种冲突实际上是韩非面对理想中的君主与现实中的君主的矛盾冲突的无奈，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做出妥协。

这里实际上存在着实践困境，即当社会现状发生转变，法律需要发生转变，而在位者又是仅仅具备中君之资的君王之时，其如何制定出符合社会现状的法律？

从最理想的情况出发，韩非是希望君王具备“执道者”的资格的，但从现实的结果来看，这种理想不符合现实，只能退而求其次。

因而，他在论述“法”思想时，往往侧重于君王“奉法”，而非“立法”。

《大体》篇中云“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他认为只要君王能够把握“道”的普遍法则而全面掌握法度，便能实现“至安之世”。

这里实际上韩非还是将君王视为“执道者”，但从韩非承认现实中的君王大都不具备“执道者”的资格，具有“上君之资”的君王百年难见之时，就说明韩非所讲的“至安之世”他自己都不相信现实中的君王能通过推行“法治”实现。

#头条创作挑战赛#